我国目前有三部法律规定了国家行为，[30]即(1)1989年4月4日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诉讼法》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通常对其适用一般行政法的不成文规则，当然行政法的管辖规则和有关裁量行使的规定对其也是适用的。正如学者所说，法律行为是立法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是法技术的创造物。
邬首燕认为《补偿决定》的公告是一种政府主动信息公开的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过去行政事实行为之所以与具体行政行为难于区分，主要是受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影响。二是如果事实效果已经形成，如何除去该结果？这涉及结果除去请求权，在我国一般以补救判决的形式出现。[82]学者将之归结于长期以来行政法学对事实行为的冷落。[8]胡建淼、王银江：现代行政视野中的事实行为，《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33页。
[91]同时，行政事实行为也不限于外部性，比如记录和收银、现金审计、打扫办公楼等。关键词: 行政事实行为。在宪法法院审查制下，宪法及宪法法院法对公民个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规定了严格的资格和条件，即便如此，宪法法院仍不堪重负。
[48]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举行的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五是针对部分地方出台的雷人法规影响政府形象，或者突破法律、损害法律尊严的问题，对《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北京市主要行业公厕管理服务工作标准》等进行了审查研究。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4](5)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发挥一定作用。
但是我们从2004年备案审查专门机构成立以来，通过沟通协商、督促制定机关纠正的法规、司法解释累计有上百件，所以这个制度是发挥了实实在在功效的。这一方案的缺陷在于，任何一个审理案件的法院均为独立审判的主体，均可独立地认为法律规范可能存在合宪性疑义。
这些内容虽然不属于国防、外交，但是，显然都是国家行为，都属中央的权力范围，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此当然无管辖权。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这是合宪性审查的基本前提。[31]从1870年开始，法国行政法院采用动机说理论来判断什么是统治行为，即如果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行为的动机属于政治性的，则该行政行为为统治行为。
案件性原则又称为成熟性原则，是指必须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一个具体的权利义务纠纷，而且该纠纷必须达到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已经被法院受理。[20]《宪法》第62条第2项及第67条第1项。[14]《立法法》第88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12] 依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法律体系内部根据效力位阶依次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
法院对该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本质在于，其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所作出的裁判，在法律依据上是充分、准确、毫无疑义的。利害关系应当包括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及结果上的利害关系。
但也不可否认，这项工作的实效性与我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进步的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三)我国合法性审查的制度 我国依据国情，建立了具有特色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以保证法律以下的法律文件与法律的一致性。
根据《法国宪法》第54条规定，在总统、总理、两院中任何一院的议长提请审查目标协议时，宪法委员会如认为国际协议有违宪条款，只有在宪法修改后才能批准或认可。在这一法律体系之中，宪法居于最高的地位，[13]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在效力上低于宪法。第二，保障宪法秩序的理念。如系违反邦宪法，应请有权受理宪法争议之邦法院审判之。但是，具备提出抽象审查的主体资格的人数是非常有限的。[36] 根据美国的判例，其政治问题主要有：(1)在州政治的领域：共和政体的含义、州正统政府的认定、管理全州的公职(如州长、副州长)选举中有关当选者的决定，总之涉及州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4]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开多起备案审查案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这里涉及合宪与合法、违宪与违法的关系。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法律诉讼这一法律救济，法院也就不可能为当事人提供宪法救济。因此，无论是从审理案件彻底完成司法功能以给案件当事人提供完全的救济的角度，还是从统一全国审判及检察标准的意义上，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都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即使是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法律的合宪性提出挑战，也必须是在如果不对该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法院就无法对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作出裁判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对该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3)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是为保障个人权利而设计的，不适用于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于2005年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进行修改，并制定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但这一政治理论必须转化为具有可操作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下的监督制度。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在穷尽法律救济后，具有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资格。只有在案件当事人就法院所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提出异议时，法院才需要对当事人的异议作出判断：如果认为该法律存在违宪的可能时，法院裁定诉讼中止，将法律的合宪性争议提请宪法法院进行裁决，待宪法法院作出裁决以后，法院再恢复诉讼，作出法律裁判。
69名教授以公民的身份以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为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启动合宪性审查。[46]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9]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公开的审查案例，没有区分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没有区分法规备案审查与社会主体启动审查。这一主体资格是基于维持和保障统一宪法秩序之需要而规定的，即在法律实施以后还未对宪法秩序造成侵害时，特定的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向宪法法院提出审查请求。
无权处理的，应当在7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19]《行政复议法》第27条。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某人的合法权益未受到侵害时，即不具有质疑法律合宪性的资格。
[36]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页。香港回归后不久发生的围绕临时立法会是否符合基本法的纠纷，内地学者认为该纠纷属于国家行为范畴，法院应当运用国家行为理论回避对问题的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2014年两年间先后三次修改有关法律，取消或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实际侵害，必须先向相关的法院(如行政法院、劳动法院、民事法院等)提起法律诉讼，形成具体的法律案件。
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除国防、外交外的其他国家行为，至少有以下几点：(1)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3)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具争议性，在执行时可能会产生其他问题，为避免造成其他制度上的困难法院不能作出决定。